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之庙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狮子沟北侧，即避暑山庄正北的山坡上，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竣工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为承德外八庙中规模最大者。该寺庙占地22万平方米，整体建筑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文记述普陀宗乘之庙背后的故事

有关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缘由，全部记录在藏式山门后碑亭里的那3通石碑上，中间的《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记述了建庙的背景及经过，而东、西两侧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则记述了我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过程以及清政府抚恤该部的情况。根据碑文的记述，乾隆皇帝修建普陀宗乘之庙的直接原因是为自己的60岁生日和母亲的80岁生日献礼，而根本原因仍是秉承祖先安抚边疆各族的既定方针，同时也是对其执政以来边疆民族政策的延续。

“普陀宗乘”本是藏语“布达拉”的意译，是仿拉萨布达拉宫的形式修建的，故至今民间仍俗称其为“小布达拉宫”。当时，西北边疆已定，准噶尔部、回部等已不能构成大的威胁，西藏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边疆各少数民族大都尊崇藏传佛教，拉萨布达拉宫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中心。佛教中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有3处：一处在印度，一处在西藏，一处在南海(浙江普陀山)。

藏传佛教认为拉萨的布达拉宫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乾隆帝借题发挥，认为观世音发祥于印度，“自印度而西藏，自西藏而南海，了了可证”。至于浙江普陀山，不过是“大士行教至此，偶一示现云耳（尔）”，所以在承德建观音道场便应“仿西藏，非仿南海”。故特令内务府，在承德仿拉萨布达拉宫的形式修建普陀宗乘之庙。该庙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开工，原计划3年竣工，因施工后期失火，延至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竣工。

在碑文中，乾隆帝亦说修建普陀宗乘之庙是因为土尔扈特部“倾心归顺”。土尔扈特本是我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早在明朝末年受准噶尔部排挤，被迫离开故土，来到当时尚未被沙俄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开拓家园。但是，自从沙俄占领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后，一直要求土尔扈特部俯首称臣，给土尔扈特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土尔扈特部最终下定决心，放弃那块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地。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初，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终于率部踏上归程，重返东方故土。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乾隆皇帝赐其水草丰美之地，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派乌什参赞大臣前往伊犁，向渥巴锡转交了乾隆皇帝的敕书，并转达乾隆皇帝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皇帝。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八月，渥巴锡率部如约觐见，乾隆皇帝举行盛大法会，并在《普陀宗乘之庙碑记》的两侧竖立起《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事实上，渥巴锡等人东归时，该庙已成，故建庙的最初动机应与其无关。乾隆帝之所以在“碑记”中提到土尔扈特的“倾心归顺”，只是为了显示大清帝的凝聚功能。对于普陀宗乘之庙的价值，土尔扈特的东归不过是意外的点缀而已。